我的爱情翻越了唐古拉山

文章来源:教育时报 发表时间:2016-08-19 热度

  近两年的书信往来,她深深爱上了这个军中男儿。不顾亲友劝说,她的爱情橄榄枝从平原飞上高原。作为边防军人的妻子,她与爱人聚少离多,不能相守相伴,却始终无怨无悔。闫莉说,为了军营的那抹绿——

□ 本报记者 靳建辉 冯伟  

   闫莉,鹿邑县王皮溜镇马庄小学一名普普通通的女教师。但是在她的身上,也有着不普通的地方,那就是她的丈夫是一名军人,并且是一名在西藏驻守了16年的边防军人。
  
  闫莉常常笑着说,自己爱上了一个不归家的人。今天,她要跟我们讲一讲她和他的故事——“他说的什么,我记不大清了,就记住了他当时的那身绿军装”
  
  我的爱情来临于22岁。那年,别人要给我介绍个对象,我答应了,就约了个时间见面。见面的时候,对方穿着一身绿军装,我才知道他是个军人。
  
  他告诉我他叫刘保磊,在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服役,驻地在拉萨。他说的什么,我记不大清了,就记住了他当时的那身绿军装。
  
  见面后没几天,部队有任务,他就回了拉萨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他写信到我们学校,信中告诉我,他对我的印象很好。我心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22年的生活中,我还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接触军人,军人身上的那股子阳刚气质也触动了我的心。我很快给他写了回信。那个时候电话费还挺贵,我们这信一写就是一年多。彼此感觉可以了,就把关系确定了下来。
  
  父母却不同意。我们家有两个孩子,我是唯一的女孩儿。母亲便跟我说:“你找个军人我同意,可他是个边防军人,常年驻守边疆,一年才回来一趟。你们结婚了,万一有个啥事儿,他又不在身边,谁管你?”而且,保磊父母的身体也不好,家里兄弟姐妹又多,负担不轻。后来,知道这事儿的亲戚朋友都来劝我。
  
  一年多的通信,已经让我和保磊的感情沉淀了下来。和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来,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感情很纯,根本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。保磊知道了我父母的态度,他是个军人,不善于去表达什么。就像母亲说的那样,他一年才能回来一次,一次只有20天的假。回来后,他不吭不哈地帮我干这干那。
  
  军人不浪漫,而且距离还很远,我什么都不图,就图他这个人,就图他对我好。保磊做的,我父母看在眼里了,他们没办法,只好同意,但是告诫我,这是我自己选择的,将来不管怎么样,别后悔。2007年3月,趁保磊休假回来,我们领了结婚证。因为部队有紧急任务,我们连婚礼都没办,他就又回去了。
  
  2007年年底,寒假,保磊打电话让我去拉萨。我也对他驻守的地方很好奇,也想看看他在部队的生活,就欣然应允了。
  
  “唐古拉山海拔有5500多米,当火车走到最高点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都不能活了”
  
  我坐车从鹿邑到郑州,再从郑州转火车。那是郑州到拉萨火车开通的第二年,发车时间是凌晨3点多。3300多公里的路程,又是绿皮火车,这一路走了40多个小时。
  
 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不错。没想到,火车刚到西宁,我便不行了,高原反应开始出现。一路上,保磊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,问我到哪了,还好吧。火车上信号不好,电话里都是“嗞嗞”的电流声。我躺在火车上,头痛,干呕,脑袋像炸开了一样,一动也不想动。
  
  火车行到唐古拉山的时候,这种感觉更加强烈。郑州到拉萨经过的唐古拉山脉海拔有5500多米,当火车走到最高点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都不能活了。在强大的大气压强下,我去的时候带的东西,化妆品开始自己流出来,袋装的食物胀得鼓鼓的,手一捏就破。直到拉萨,我才慢慢有了些生机。
  
  到拉萨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。我提着包,一出站,就看到保磊在等我,穿着绿军装,怀里还抱着两个氧气袋。他看到我很激动,我却一下子靠在了他身上,好像全身都虚脱了,脚像灌了铅一样沉。
  
  保磊扶着我,刚走几步,我就开始“哇哇”地吐。我蹲在地上,感觉胆汁都快吐出来了。他陪着我,安抚着我。蹲了有10分钟吧,然后他基本是背着我到了站外,打了一辆出租车去部队驻地。
  
  到驻地之后,部队安排我住进了士官公寓。可能知道我要去,他们专门给我熬了一些米粥,准备了一些糖。他们在西藏生活久了,知道人刚到地方不能吃油腻的东西,需要吃些清淡的慢慢调理身体。
  
  我当时还是太难受了,保磊就盛了粥,用勺子喂我。我不想吃,他就劝我,最后还是吃了一些。吃完饭,我躺在床上,感觉喘不上来气,几乎一夜没怎么休息。然后就开始发烧,输了四五天液,才见好。
  
  “在保磊战友和其他军嫂欢呼的祝福声中,我们在台上紧紧拥抱。那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记忆”
  
  生病的那几天里,保磊一直忙前忙后,我们的感情急剧升温,我好几次都忍不住地告诉他:嫁给他心里特别踏实。
  
  病好之后,我才注意到他们的生活环境:四周什么都没有,山挨着山,山连着山。每天清晨,差不多9点半才能看到太阳。风每天都在刮,可能因为高原氧气少,冬天树都是光秃秃的。雪下得最频繁,这场雪还没化,另一场雪已经开始下,脚踩到雪上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,一眼望过去,所有的地方除了白几乎没有别的颜色。而且驻地的这个山连个名字都没有。这里与我想象中的大不相同。
  
  部队里早知道我俩的情况,知道因为任务,我们连婚礼都没举行。正好那时候也赶上过年,部队领导就决定为我们补办一个简单的婚礼。
  
  我还记得,当时婚礼是在驻地的国旗下面进行的,婚礼很有军队特色。他们搭了一个台子,用伪装网做背景,台子下面铺了一段红地毯。部队的政委是主婚人,还专门请了当地民政局的局长来做证婚人。
  
  我们都知道西藏的天特别蓝,那天更是蓝得出奇,万里无云。有人给我们献花,还有哈达,在保磊战友和其他军嫂欢呼的祝福声中,我们在台上紧紧拥抱。那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记忆。
  
  婚礼举行完之后,军人们还要在一起会餐。他们在食堂布置了气球,拉了彩带。我印象最深的是,一个中队那么多人,都穿着绿军装,拿着酒杯,站起来齐声喊:“恭喜嫂子,新婚快乐。”哎呀,那声音喊得特别响亮、特别整齐,就像他们训练时喊号子一样。那场面很是震撼。
  
  我在那待了20多天。正月初八,因为开学,我就坐火车开始往老家赶。
  
  “幸福的歌啊,一路地唱,唱到了唐古拉山”
  
  2008年,我怀孕了。当时我在郑家集中心小学工作,还没调到王皮溜镇马庄小学。离家较远,我一直是住校。公公婆婆又忙,我一边教学,还要自己洗衣做饭。每次保磊打来电话,我都告诉他:“没事,我能行,你放心吧!”
  
  我生孩子时,医生检查后,说不能顺产,只能剖腹产。保磊当时在部队有任务,不能回来,是我婆婆和母亲在医院陪我。孩子出生3个月后,他才匆匆赶回。
  
  孩子的出生并没有让我们一家团聚的时间增多,保磊还是一年只能回来一次。最苦的是孩子,别的孩子身边都有爸爸妈妈,而他身边只有我。况且孩子太小,我又不能带他去看爸爸。
  
  孩子两岁多的时候,我终于下定决心带他去拉萨,让他去看看爸爸的工作环境,也让保磊看看孩子的成长。
  
  时间好像一下子倒流了,坐车到郑州,转火车,3300多公里,40多个小时的颠簸。一路上,我是提心吊胆的,孩子毕竟太小啊,况且他体质也有些弱。
  
  我生怕孩子有事,一下火车,转车去部队的时候,还是出事了,孩子因为高原反应开始流鼻血。两岁多的孩子,也不会说太多,只是闹。到了部队,闹了一个晚上,我和保磊谁也没敢睡。
  
  为了保险,那次我和孩子还是夏天去的。孩子第二天开始发高烧,像我初到拉萨时一样,输液连续输了几天才好。孩子是在那次落下病根了,现在也是,不管春夏秋冬,都不能吃凉的,一吃凉的就咳嗽。
  
  这几年,我虽然趁假期也带孩子去过几次拉萨,但父子见面的次数毕竟太少。保磊有时候想孩子了,就给孩子打个电话,孩子好像跟爸爸有了隔阂,往往说不了几句话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  
  前段时间,保磊给我打电话,说他今年年底就转业了,是留在拉萨,还是回来,他问我的意见。留在拉萨他还要再待8年,我们一家人才能团聚。他要是回来,可能自己的专长得不到发挥。我恍然,我们认识时他已是6年的老兵,这一晃他已经在拉萨16年了。我想了想,还是建议他留在那里,只有在那里才能证明他的价值。
  
  很多朋友同事会经常问我:“当军嫂苦吗?选择军人你后悔吗?”说实话,当军嫂不苦是假的,做军嫂要比常人付出太多的艰辛,但谁让我是军人的妻子呢?突然想到了那首歌——《坐上火车去拉萨》,歌词里唱到“幸福的歌啊,一路地唱,唱到了唐古拉山”。而我呢,梦里每天都要翻过一次唐古拉山,见到那身绿军装,这为我的爱情又积攒了多少幸福啊!
  

闫莉和丈夫在拉萨部队驻地


2015年,闫莉(前排左一)被武警西藏总队评为“十佳军嫂”

  (本文图片由闫莉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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